Jian-hua Liu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alvation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学术名家讲坛: 刘建华老师主讲“走出文化灾难： 文化生态语境下中国城乡社会绿色发展的救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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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8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学术名家讲坛”第十三期迎来了文化生态社会独立学者刘建华老师。刘建华老师应邀发表了题为“走出文化灾难：文化生态语境下中国城乡社会绿色发展的救赎之道”的演讲。刘老师曾任海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中文系副主任、旅游专业筹备负责人，承担国家级青年课题《世界热带海岛海滨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比较研究》，参与编制《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主要执笔者之一），主编《现代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杂志，主持和参与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探戈坞生态音乐主题公园”等全国各地多项文化旅游项目规划与策划。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担任主持人。他首先欢迎刘建华老师做客高研院。接着，邓教授介绍并欢迎了两位点评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和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郑少东博士，以及一些校内外师生也参加了本次学术名家讲坛。

刘建华老师首先指出：我们正在蒙受一场空前的文化灾难，同时也在参与制造这场浩大的文化灾难。其讲座的主旨在于：我们必须承认并直面我们身处的文化灾难，必须尽可能减少参与制造文化灾难，必须寻找人类走出文化灾难的道路。同时他指出这三个主旨，也是三个悖论：身处文化灾难中的人，本能的反应是逃避灾难，而不是直面灾难；制造文化灾难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在制造灾难；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走出文化灾难，因为文化灾难是人类文化和文明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图案。他认为，我们因为文化灾难的原罪，注定难以得救；我们因为文化灾难的责任，必须有所作为；我们因为文化灾难的悖论，天赋悲剧使命。

那么，什么是文化灾难？为什么，会有文化灾难？怎样，走出文化灾难？他认为，人不再是神，神不再是人，人不在能够借助内化的神确认自己，这一文化的教化、文明的标志便是文化灾难。以国为神，以谎瞒天，以假欺地，自欺欺人，这一智慧的功效、发展的逻辑便造成了文化灾难。他提出三点建议：人皆罪己，人回到神；畏神祭祀，神回到人；回归常识，天地人同形，人鬼神同性。这是复兴的故事，启蒙的结果。面对文化灾难，我们需要一次基于中国神话的文艺复兴，为了这个复兴，我们必须借助艺术的灵感，超越孔子，找回中国远古的文化记忆，让鬼神重新赋予我们灵魂，引导我们与天相通。走出文化灾难，我们需要一次基于中国常识的思想启蒙，为了这个启蒙，我们必须借助哲学的反思，重说孔子，找回中国城乡的绿色诗意，让理性重新给予我们智慧，引导我们重返家园。

刘老师认为，“罪己”是历代中国走出文化灾难的第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从禹汤罪己开始，一直走到中华民国。《论语尧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不仅是历代帝王罪己诏的标准格式，也定格了中国“天谴灾难观”下，罪责在上的天责传统。祭祀是历代中国走出文化灾难的第二条道路，对于中国人而言，与神的关系，就是与天地的关系，就是与河山的关系，就是与灾难的关系，就是与祭祀的关系。这就是逃不脱的天地人-天谴灾难图式。一切都只有一个前提，人对于天地有所敬畏，人对于神有所畏惧，人对所有灾难有所自罪。离开了这个前提，一切祭祀，乃至一切文化和文明，都变得毫无意义。从第一条道路的寡人罪己走向全民罪己，从第二条道路的颂德大典回到惧神祭祀，最终像雅典王子忒修斯得到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捏的线团，走出米诺斯迷宫一样，找走出文化灾难的第三条道路：回归常识。

刘老师从定义文化开始，用重新定义文化的方式，回归文化；用重新定义常识的方式，回归常识。他分别将文化定义为人的记忆性存在，生态为人神共生环境，文化生态为人的结构性存在，发展为对自由的追求，绿色为对自由的限制。当今的城市，是人们渴望进去又渴望逃离的地方；当今的农村，更像给城市预留的文化灾难避难所。城市化让人离神更远，城市化的社会让人离灾难更近。他预言：“逆城市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主流，所以他将中国绿色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城镇化”。他认为，文化生态小镇是人类逃离文化灾难的乌托邦，而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向往过在他2500之前的文化生态乌托邦——以大学育人，行大道之序，享大同社会。沿袭儒家“我注六经”传统，将孔子乌托邦理想转换为并非孔子时代的“孔子世界”，并将这个世界，转换为并非孔子国度的“世界的孔子”。模拟建构孔子“大学”社会，艺术再现孔子“大同”理想，梦幻体验孔子“大道”世界。也许，这样一个并非孔子的“世界的孔子”能够成为我们走出文化灾难，走向中国城乡社会绿色发展救赎之道的。

刘老师强调：无论怎样，我们都摆不脱这个图式：时间是圆的，空间是层叠的，我们无法在时间与空间的十字坐标点上确认自己——这可称为“文化生态的语境”，它是我们生存的困境。我们期盼它可以成为理想的胜境，或者至少可以是文化灾难的避难所。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在点评中提到：首先，刘建华老师对文化灾难的定义本身包含理论缺失，这一命题的预设前提是：文化的起点是完美的，而之后每一步都是对传统的、已存的完美文化的破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文化灾难。但另一方面，文化的每一步灾难也意味着文化的新一步的创建，打开了文化存在的视角，丰富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文化是在发展的，文化是在不断创建的。对文化灾难进行批判性思索时，需对其两面性进行考虑，否则必然导致假定文化的起点是绝对完美的，而实际是不存在这样绝对完美起点的。其次，中国古代帝王的罪己诏、西方的原罪忏悔意识，都不适合当代中国人罪己观念的形成。罪己是每个人的内心意识，本质上是自我批判，是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这种有限性需要限定在一个什么范围内、什么程度上是值得探讨和思索的。最后，对孔子“圣人”的评价。圣人没有有限性，不需要批判，但孔子说自己到四十才不惑，他本人就不把自己当圣贤，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批判精神，而儒家从孔孟到程朱再到陆王也一直是在不断的发展，这就是通过自我批判，找出自己的限制并加以发展的过程。看待文化灾难、文化生态的建构，本身也要采用这种自我批判的态度，从而有助于解决人类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
评论嘉宾陈润华博士在点评中指出：刘建华老师提到的一些细节是很感性的，但这种感性当中带有理性。比方说甲骨文当中的“人”字是非常谦卑的，人的身体性和精神性中基本上所有的意蕴都包含其中。他不赞成刘建华老师对中国文化灾难的定义，他认为这些经历仅仅只是些经历。中国人知“耻”，一个人只有在知耻的情况下慢慢敲中自己的痛感，有了自己治疗的端口，然后在这个端口开启自己的君子之心，然后去悔。这种方式远比“修贤”度假村为富人镀金的方式更健康。中国人的“宗教私有化”远远早于西方人的“上帝私有化”，这种“宗教私有化”不需要教堂、不需要建筑，就是装在心里的教堂，这是中国人都可以有、而且不一样的小教堂，而神心即人心。在这个时代，真正的“修”，其实就是每个人去减轻自己身上的乖戾。

接着，现场的观众对刘建华老师也提出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有三组紧张的关系是否可以通过概念的梳理减少它们之间的紧张感，如，华山与香格里拉是什么关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与“时间是圆的”，之间的关系。将您的理念放在五百年前或五百年后都是成立的，但是，对我们的现实有什么实际的指向性吗？对年轻人有什么启发？神性如何恢复？在具体的落实上，神性是什么？当今的资本主义浪潮，肯定与您的理念相悖，您是如何在现实中一点一滴地落实您的理念的？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和评论，刘建华老师一一作了回应。他指出，自己在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做规划的一些经验，让他看到了他们那个不同于我们的美好世界，希望同学们能更深入地去探索。对年轻人的嘱咐，就是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判断，要做一些接地气的，有建设性建议的研究，所以建议年轻人要有建设性思维，而不仅仅有批判性思维。放下所有思想武装，在自然中神性便会自然出现。商业文明和商业化有本质的差别。商业文明是一种相对更纯洁干净的文明，因为它是建立在契约、自愿之上，建立在对契约签订者履约的人格信任和制约之上，并且它是可预测的，这样一种商业文明是最好的文明，我认为我应该参与其中。

讲座尾声，邓正来教授做了简短总结。他分享了自己经历中，对生命体验的两段最美的回忆，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旦”字，大地还在黑暗之中，人还不解，对生命的体验与沉思永远是重要的。最后，他再次感谢刘建华老师激情的演讲，并感谢两位点评嘉宾的精彩评论，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