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h Fudan Future World Forum

复旦高研院“未来世界论坛”第五届年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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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2-23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主办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学术论坛在复旦新闻学院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行。该论坛系高研院“未来世界论坛”第五届年会。

前四届的主题分别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和“转型社会的社会正义：中国与世界”。12月22日全天-23日上午，来自海内外50多位学者围绕“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五个专题的讨论。

12月22日上午9：00，“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论坛开幕。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林尚立为大会致开幕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大会基调发言。

郭苏建教授首先代表复旦高研院欢迎远道而来的学术同仁和朋友，并回忆起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那次主题相同的会议，认为今天在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以后重开这一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

林尚立教授首先代表复旦大学欢迎众多与会学者。他说，十八大以后提出改革要顶层设计，当中自然涉及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如何协调这一理想，过去三十年讨论，未来三十年恐怕依然需要讨论。我们也许需要首先考虑，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轴还是两个轴，是围绕一个轴来协调还是两个轴之间相互协调；二、这种协调是动态的还是结构性的协调，在发展中协调还是形成一个协调的结构；三、在今天的条件下，这个协调是在一个大环境下协调，还是小环境下协调；四、实现的路径是什么，实现的内在哲学和逻辑是什么。可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除了包含经济本身，是可以通过政治来解决的，一方面通过政治手段，一方面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他相信这一天半的讨论，通过大家智慧的碰撞，一定能够产生很好的成果。

张维迎教授在基调演讲中指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两点：第一是我们的理念，第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过去十年利益战胜理念，这是我们改革倒退的原因。而今天，单纯一个人的权威性已经渐渐弱化，所以新一届领导人特别是核心层能否形成基本的默契非常重要。如果讲中国未来的话，概括起来就八个字，如何建成一个“自由、民主、法制、平等”的社会。这当中最大的挑战，对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就是反腐。但是，反腐不能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否则官场就会瘫痪。我们是为了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公正的政府还是只是为了杀人算旧账，需要广泛的讨论。其次，在政治改革上，前一段以法治宪政为主，后一段必须走向民主。“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们没有独立的宪法法院，但是可以搞一个违宪审查委员会，至少有一定约束。再次，经济改革方面，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现在不仅影响了效率，更影响了公平，而且影响了社会道德的败坏。国有企业的投资范围要大幅度收缩，给民间一种希望。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国家有气了，就会有八九十年代那股心劲，对未来怀有信心。最后，他讲了既得利益者为什么可以改革的问题。第一，人的行为是理念支配的，表面上看是利益支配，实际利益本身也由理念支配。第二，既得利益内部不是一个人，有好多不同的派系，他们本身是要不断斗争的，这种斗争则是推动变革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三，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博弈，必须扩大民主化的过程，让渡权力是唯一的方式。

在发表题为“市场、政治与改革”的基调演讲前，邓正来教授首先诚挚地欢迎了老朋友们的到来。他指出，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不能回避共产党主政或者说一党主政的特性。政府要怎么改，党怎么改，这个维度一定要强调。改革的特性有两个，一个是渐进性，一个是共时性。他认为，中国现在政治的逻辑对市场逻辑的侵蚀，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市场里面都是部级公司、处级公司，哪里有什么平等、自由和交易。政治的逻辑讲维稳，已经把所有人都整合为体制内的人，影响着我们的私人生活。同时，市场的逻辑也在腐蚀着公共逻辑、政治逻辑、日常生活的逻辑。“市场必胜论时代”以前的不公是一种奢侈性不公，比如有钱人可以买豪宅名车，但买不到公共福利、公共卫生、政治影响力等等。但现在这种不公成为日常性的，市场并非价值无涉，它一定会影响所交易的对象，尤其是精神性的物品。这种双重腐蚀在西方也许会遭到公民社会自生自发的抵制，但在中国我们要考虑，我们有社会么？网络上的声音，或者许多NGO的成长，他认为在现今中国都还是非结构性的力量，我们需要重开公共讨论，让社会自生自发地节制资本和权力，并有政治制度的安排和保障。最后，他再次希望能借此机会，聆听到诸位对中国未来、中华民族负责任的高见。

12月22日上午10：25，本次大会第一场专题“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正式开始。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萧功秦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张小劲教授担任主持人。每位发言人做十分钟主题发言，随后自由讨论。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秦晖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福利问责与和平、渐进的宪政进程”。秦晖教授举东欧宪政两个带头羊国家波兰、匈牙利为例，指出无限政府就要承担无限责任，从摇篮到坟墓接受人民的福利问责，限权是用问责逼出来的。波兰、匈牙利政府对人民横征暴敛，百姓要求惩治，加之经济赤字下政府不得不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样就形成宪政，形成渐进的改革。很有趣的是，一旦圆桌会议开过，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关系，老百姓很快就放弃了不合理的福利诉求。但不断问责才能更好地施加压力，实现限权。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高研院兼职教授张曙光做了“就官员公布财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的设想”发言，并提出了四个实施步骤的设想。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黄仁伟教授以“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变——中国改革路径再探索”为题，举明治维新、俾斯麦改革、罗斯福新政、东欧剧变为例，指出近现代世界史上的成功改革实质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国改革至今，凸显出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最高层的体制问题，放权集权问题需要极高智慧。十八大以后的改革，他感觉基本上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宪法，搞党内民主，经济工作路线图等，同时自下而上的力量也相辅佐，如网络反腐、社会组织等，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监督。最后指出，改革不彻底是改革的共性，关键在于改革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切忌理想主义。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做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的关系：中国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的发言，指出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的几大因素，认为政府主导型的高速经济发展，政府强力参与经济活动和市场运行，有助于形成执政正当性和利益共同体，求稳而缺少民主改革动力，同时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制度化和不断完善也对政治民主发展产生制度性制约和制度惯性，增强了政府的统治力和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和现代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政治民主发展的诸多有利因素。他认为，中国未来民主转型最可能的途径是，政府主导型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实践，随其逐渐成熟，转变为体制内外精英合作型的转型，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并预测其转折点可能在二十大。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的发言题为“‘中国模式’：一个短期有效但不可持续的模式”。他强调，三十多年改革财富涌流，市场也在侵蚀公共权，消磨执政传统中的纪律严明、权力集中、士大夫精神，可能出现的社会恶性事件，反馈到政党内部，有可能推动改革派提出纲领，并形成新的中国模式。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企业界人士荣剑先生的发言题目为“建设正常国家”。他指出，正常国家的治理标准是按照习俗的、人伦的、道德的、习惯法的尺度来进行国家秩序建设和国家管理。他从历史的维度详加解释，分析中国晚清终结以前的社会状态和国家治理结构，认为中国现在的不正常来自于制度约束、法律约制和道德约束的三重缺失，只有真正建立起法制和宪政国家，中国才可能是一个正常国家，才有可能逐渐实现福山所讲的国家治理三形态，即国家建构、法治和负责制的政府。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复旦高研院兼职教授郝雨凡的发言题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他指出，前三十年改革的路径需要反思，全能政府应该退出经济领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退出社会保障机制。政府不能成为造成社会不公的根源，应该逐步确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清晰界限，明确改革的理念排序，形成共识，变全能型政府为有限型政府，化发展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推进法治民主建设，明确官员权责，增强政府决策的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严厉打击权力腐败。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尽快完善社保、医保等公共福利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卢春龙教授以“中国三资企业中的经理人员阶层政治观念调查”为个案，分析了他们对我国民主建设的态度和作用。一般认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中国的FDI主要来源地区是港澳台，文化异质性的FDI较少，美英法德一直稳定在29%；流入产业也多为二三产业，第一产业较少。通过对9个城市1867名三资企业经理人进行调查和OLLS模型分析，卢教授得出结论，FDI在中国并没有起到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资源存在巨大脱节关系。

发言结束后，与会嘉宾和现场听众围绕本场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焦点问题，比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路径问题；建设正常国家和历史经验、理性架构的关系问题；限权和问责，该不该实行大赦的问题；改革和共识的问题，等等。

下午两点，本次大会第二场专题“政治改革的模式与路径”开始。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高研院兼职教授张曙光，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陈国平教授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

本场讨论的第一位发言人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萧功秦教授。他以“后十八大时代：中国政治解析以及未来十年改革道路选择”为题，指出十八大以后政治走向可以根据四点：习近平的施政理念改革还是保守；他有没有真正的实权；中国的矛盾是否尖锐到需要实行快刀斩乱麻的改革；倒逼的社会运动是否能使改革坚持中道理性。他认为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先治标再治本，今后五年先小步走，通过反腐降低社会的不满，并凝聚党内认同度，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做足准备。然后走稳步、不停步，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并不断发展公民社会。

复旦经济学系教授、复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委托同事发表题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或权力）谱系与未来的改革前景”的发言。他首先回顾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反映出集中国家的资源和力量将优惠政策和稀缺资源投入到几个超大型国有企业里面去的趋势。而经过张军教授团队对政治精英（中央委员）的分配和分布长时段研究的数据显示，代表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政治势力在国家的权力分配中可以说占据相当重要地位。国企改革的趋势和中国政治集中的方式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初步判断未来5-10年内国企改革应不会有实质性突破。

复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韦森教授谈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他援引大量数据和统计图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下行。原因有三：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速在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利率在下降，消费率在下降。此外，他判断中国的工业化也已经到了中后期，原因是中国的钢产量、水泥产量、造船量、煤炭产量基本都是世界的一半了。政府现在强调用城镇化来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这也不可行，因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人为建构城市会进一步扭曲中国经济结构。可能的经济增长点在服务业，而发展服务业的关键在制度改革。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周宁，其发言题目为“西方的起点与终点：希腊关于经济危机的反思”。他用自己在金融危机期间在希腊的见闻做了别开生面的发言。当“俄狄浦斯王”依旧在今天的希腊上演，导演告诉他，经济危机就是现代社会的瘟疫，我们需要用俄狄浦斯王的思维来反思现代瘟疫，也就是我自己是凶手——每个人都这样想，事情就不一样了；经济危机严重，但却依然不影响希腊人的生活、度假，希腊人则用他们的伦理学告诉他，经济危机要让它爆发、宣泄掉，否则压制总有一天会转化为社会危机；美国希腊剧院的导演来雅典上演“今日苏格拉底”，其理念依据在于：重新思考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的关系——这也是今日资本主义的普遍问题。而面对如何真正用我们的古典智慧思考今天的问题，同行的雅典教授提到了希腊神话中遭诅咒的预言家卡珊德拉，这位女神的悖论给希腊知识界的教育，是思考我们知道什么，能知道什么，该负怎样的责任，而不是遇到问题马上表达观点，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商红日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智慧型领导与知识化治理——对中国政治改革模式的探讨”。他指出，中国学界受制于欧洲、北美、东亚经验的制约，产生一种选择的问题。因此，他认为中国政治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政治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的产生问题上，其改革以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标准为完成，其制度化过程应该采用中国智慧；微观层次的中国政治就是公民的政治，是老百姓的低政治，不需要过度归纳概括，也不存在太多改革的诉求；中观层次就急需引入一套知识，在社会、国家、政府治理层面上借鉴完整的现代西方知识，建立民主法治，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吴炫教授的发言题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原创性路径”。他认为，孔子眼中的政治是天下人如何过一个好的生活，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为政府做事。一旦在后者意义上谈政治，只能到西方去找资源。他认为，现有的政治性生活是分裂的，经济富裕的中国模式形象掩盖不了政治文化整体影响力的衰弱。他强调：一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必须派生于它的文化和哲学，它必须和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相通。吴教授的基本思路，是对“八卦“做一个基本阐释——整体性、通透性和对称性，形成一元内部的多元对等设计，展开中国政治哲学新路径。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姚中秋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文明复兴视野中之变革新范式”。他认为，我们在谈各种方案的时候不应忘记一个更高的改革愿景，他提议从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去构想改革，构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新制度，构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尽管这一口号易被当成民族主义的虚矫，但绝非空泛。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对中国文明的破坏，而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超大规模的奇迹需要中国文明的自觉，需要精英群体树立伟大的抱负，重建价值和价值共识。姚教授开出的药方是重归道统，尊崇儒家，建立一个民主、宪政、保障人的有尊严的制度。

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杨龙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功能区设置的政治经济分析”。他指出，中国现在运行的经济区、功能区（实验区）体制，作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战略手段，其功能可以说是保护和示范，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降低和分散改革的政治风险，允许犯错误。它是一种国家和地方的结合方式，经典的功能区是派出机构，有管委会和行政权力。地方政府分担了中央的决策压力，创新性地解决专题问题，而国家也因此承担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杨教授从中央和地方两个视角分析了功能区的好处和问题，以及需要改革的方向。

接下来进行了本次大会第三场专题“政治改革与社会治理”的讨论。该环节由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高研院兼职教授郝雨凡，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开始。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复旦高研院兼职教授何包钢以“中国民主化的激励结构困境：国际与国内视角”为题，指出民主的赤字/匮乏在近几年中国外交中带有负面作用，有利于美国发展出一套民主围堵政策来对付中国，抵制和平的国际权力分享。然而，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竞争战略优势，也有可能使西方民主制遭到怀疑和批评。正反两题作用，产生了中国动力机制当中的悖论（政治怪圈）。即缺乏宪政、高度集权引发国际社会恐慌，后者制造国际舆论打压，由此强化国内强硬派不搞民主，加速集权。他认为，这种焦灼复杂的情况是对中国新领导人的考验，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在大环境下走出一条新路。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研院双聘教授许纪霖以“未来十年中国政治所面临的若干问题”发言，谈到建立共识的问题，认为没有和解、没有共识就没有中国的未来，现在不搞重庆模式似乎已经成为共识，那能否从最低纲领开始逐步实现改革。另外，未来改革需要解决多元一体的问题。中央和地方、中原和边疆、大陆和港澳台的关系，不是宪政、民主就可以解决的。改革要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避免民主化以后很多问题又更尖锐地反映出来。因此，他呼吁国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有多元一体的考虑，形成一套价值体系和配套的建制。

山东大学政治学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葛荃教授的发言为“精英教育与现代意识——走出当代中国‘中等收入陷阱’之遐想”。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在观念上具有四个特点：身份等级观念、权本位观念、人治观念、家族观念，而这些文化的遗存和现代社会的需求都格格不入。因此，葛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培育精英，使之具有公民意识、现代意识和平等精神，逐步开放舆论监督，净化权力集团，促使精英引导大众走向社会进步。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教授的发言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三大‘中国问题’”，他指出，中国社会演进真正的矛盾冲突和动力需要看基层，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切还在影响今天社会的存在方式和普通人的行为方式，它们构成了张教授所说的三大“中国问题”：一、基层社会的组织和制度存在严重的权力紧张关系；二、当个体化替代了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以后该建立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秩序；三、如何建构我们的文化道德和价值观。

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教授、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任远教授的讲题为“改革开放深化期的社会改革”。他指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是一种共生一体关系，不平衡的改革会带来问题，但已有的问题也异常复杂。他认为，社会民主是政治民主的试验田，我们应注入社会力量为改革提供动力机制和发育平台。十八大以后出现一系列新气象，执政党拥有政治责任心，学界也同样需要责任心，大开讨论，唯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的改革路线图。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潘天舒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文化话语与政策实践：人类学的视角”。他从人类学的常识和知识着眼，认为这种知识普及之日便是百姓有福之时。Culture在西方语境中更多体现为文化多元主义，也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才能体现这些差异。他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决策者应当从中汲取文化观，将之化为实践，才能让精英话语更好地影响决策制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Thomas Gold的发言题目为“‘关系’还将继续存在么？”Gold教授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关系，而并非法制或强人。原因有三：一、中国是一党制国家，党政不分开；二、官本位体制中，关系资本是事情成败的关键，不管当官的理想有多高，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系”已经成为体制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外国人在华投资入乡随俗，首先和中国官僚、商人搞好关系，实际上也巩固了关系社会的特点。他认为，现在中国存在严重的危机，即领导使用“关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巩固利益；“关系”导致了更多的腐败，如果不反腐，中国还将很长时间是一个“关系治理”的国家。

现场嘉宾对两场研讨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和对话。在一些宏观问题上思想碰撞尤其尖锐，比如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华传统价值重建、儒学现代化、反腐的理念和策略、民主宪政之外文化、历史等多学科多角度的反思和建制、基层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等，可以说建设性意见和具体问题并生。

2012年12月23日上午8：30，本次大会第四场专题“社会转型、基层治理与政治改革”正式开始。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教授和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

台湾大学副校长、政治学系赵永茂教授首先发言，围绕“中国大陆基层自治的几个思路”，赵教授指出中国大陆面对基层各种问题，部分地区虽有正面试点案例，但仍需经改革来推展有序治理。首先，透过自主监督与解决冲突的机制，发展多元自治民间团体，在地方社会培养自我管理、反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由基层选举与正式管道的落实，使代表性及协调性齐头并进，将引导监督、批判与解决问题的地方精英与组织，投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机构的活动，进而强化各级人代会以及乡镇县市领导解决公共问题的职能与权力。这不仅可增强地方及民间社会对国家政权的彼此信任，在参与政治社会治理过程中，除了地方解决冲突与贪腐问题能力将会有所增进，亦将形成地方自我治理，乃至自我维稳的机能，而无须持续过度仰赖中央，或省、县上级政党、政府的支配控制与忧虑。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童之伟教授以“习近平‘12•4讲话’包容的政改空间”为题。他认为，从法学角度讲，习近平的讲话突出了两个重点：强调宪法实施，确保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其中包含的政改空间，第一可以是领导方式的改善，党的机构和领导在背后低调发挥作用，变“一党治国”为“一党领国”；第二是明确宪法实施的含义，难点在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就涉及法律体系的健全，而目前这些关键环节：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实际都还是缺失的，还有依法执政的法条，违宪的监督程序，要做到这些当然还需要改善立法环境；第三关于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关键还是各级代表的直接和间接选举方式，他认为仍有改革空间。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徐勇教授谈作了题为“农民问题与现代化的两个节点”的发言。他分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进行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在满足大众物质需求的同时把社会吸纳到党和国家体系中。第二个节点在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普遍贫困消除后，民众的权力和自主性增强，对社会公平的诉求日益增加，动员政治开始转向回应型政治，其突出特点是市场社会推动政治。他认为，目前我们所处于的中国式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转型中的诸多不适，如政治回应速度低于社会期待，不能包容多元表达，被动维稳，社会参与力不够，但仍需怀有信心。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高研院学术委员张小劲教授谈到“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创新：多个案的比较研究”。他们对6个省区12个县级区域（包括城市、乡村和城乡一体化之间的社区）进行调查，希望解答中国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他们发现，在2011年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后，地方政府在此前已经做出的尝试实际获得了新的命名方式。基层政府治理受外部国际因素和群体性事件影响，另外基层官员在维稳中的行政压力也颇大，形成了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某些偏好。一种是共同分化路径，一种是加强原有社区的自治功能。张教授认为，宏观的改革路径一定是复杂互动和相互建构的，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还将继续影响改革进程。

深圳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谈到“从‘乌坎事件’及其处置方式看对中国政治的挑战”。他认为，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救赎，是中共决策层的自我革命，中国改革的根本动力是来源于执政集团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制度危机。“乌坎事件”作为大量群体性事件中一个典型的基层治理危机，凸显了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官民对立的问题，凸显了中国农民为维护他们的经济权益，开始要求实现政治权益，凸显了中国民众的权力救济机制的严重缺失，即信访成为激化问题的原因，同时事件的处置也动摇了意识形态神话，人民有权组织起来选举他们的利益代表。当然，这件事情也存在极大争议，能否深层次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政治智慧。

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斯勤教授的发言为“地方治理创新与经济发展——基于创新的发轫与制度化之分析”。他首先谈到作为一个在台湾观察、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感受到十八大以后改革空间的释放激荡起的学术界热情。他主要从地方经济发展后地方治理创新的发轫与制度化进行分析，认为地方治理创新具有问题驱动和政绩驱动两种动力，而从中东西部的差异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驱动改革占据主要。还有改革能否持续和制度化的问题，其规范途径可以有建立拥有持续组织力的基层组织，建立民主恳谈会制度，形成内化的价值认同。

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寻求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他讨论了全球经济下行过程中出现的中国模式（从借鉴西方经验到共识性探讨），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经济国家主义、干预精英主义、社会政策的二元性、碎片化、急性主义问题，以及福利和权力挂钩的富福利国家特性，政治锦标赛和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认为政府改革正当其时，可以考虑“五根柱子”，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政府职能规模的定位与变迁，三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四是行政效率与公众参与的关系，五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

针对本场专题，嘉宾与听众就台湾与大陆基层自治的差异，怎样评估推行自下而上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动力，回应政治与动员政治的根本区别，干部的行政压力和心理疾病，基层治理创新的制度化和观念的重要，以及如何提升人的发展能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3日上午10：40，本次大会最后一场（第五场）专题讨论“民主、法治与政治改革”开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担任本场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党内民主路径：回顾与展望”。他认为党内民主有两个含义，共产党党建的含义和中国民主化战略的含义。除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宪政民主、协商民主等路径也有很多人在呼吁、推行和实践，系统论固然重要，但同时更应关注重点和突破口。他比较长期坚持的是从党内民主入手建设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认为如果政党运作的模式不变，很难和民主相容。党内应实行多元主义，产生竞争和选举，尽管目前看差额竞争是在迈小步，但如果持续推进还是有希望并逐步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的。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致远讲席教授钟扬的主题发言为“Intra-Party Democracy: Xi’s Most and Only Effective Way of Power Consolidation and Fight against Official Corruption”。他分析了各阶层、各年龄群体的民主诉求，分析了经济发展如果下行造成赤字将不得不进行民主转型，以及领导人愿景，实行党内民主等诸多可能性，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在近十年发生。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随后谈到“未来十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他认为今天中国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特征。如果站在集权主义/历史的角度看的话，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它应该是承上启下，为之后的宪政民主打基础的。如何利用威权政治的力量和资源，消除社会的巨大差距（包括贫富、城乡、地区、民族甚至社会差距），应予以更多关注。他分析了十八大以后启动的新希望和治理改革将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对接和达成的共识，最后提出几个观察改革与否的标准：第一理论新能走多远，第二党内民主到底怎么搞，第三敢不敢拿国有企业开刀，第四能不能把人大做实，第五敢不敢确立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第六社会组织和社会自治到底能走多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贾庆国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人大常委会专职化：加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他思考中国的各种问题，发觉都跟法制不健全、尚行人治有关系。要加强法治，需要从源头做起。制定好的法律，同时需要好的立法者。现在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很多人是兼职的，其次绝大多数常委在人大没有助手、没有办公室、没有可以支配的资金，单凭每次召开常委会在很短时间内审议政府有关部门或某些组织起草的法律，很难制定出符合中国国家需要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因此他呼吁人大常委会专职化，并分析其中可能面临的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谈到“关于民主问题的若干思考”。旨在从理论层面探讨五个问题，不涉及任何国家。一、政府是必要的恶，民主这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二、民主制度通常都是历史的产物，适应不同社会文化土壤长成的民主制度才是持久的；三、怎么定义作为政治形式的民主；四、民主不等于好政府，关键也许不在政府形式，而在领导质量；五、民主是需要条件的——自律、规范、高素质的民众等，民主创造条件的过程，就是民主化的过程。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Josef Greg Mahoney发表“Care,Recognition and a Socialist Market Governmentality”。他谈到女权主义理论、关怀理论（ethics of care）和福柯的自我观（care-for-the-self），认为这些理论可以综合形成一个更大的道德认知基础，有助于避免激进平均主义和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的治理。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该调控市场，使之成为更公平和更高级别的福利国家。

本场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院长、政治学副教授陈周旺，他的发言题目为“建造民主：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计划’为何面临失败？”反思两个问题：一、基于竞争性选举定义的民主是否真的适合“民主”，为什么往往会出现绩效、质量低下的民主；二、民主崩溃的说法是否成立。基于这种反思对第三波民主化类型进行区分，一类为开发民主，一类为建造民主。“建造民主”是指倚重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的政治力量，以最短时间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民主化计划的做法。事实上“建造民主”的后果不仅在于民主制度难以在社会中扎根，更在于新兴的民主化体制并未兑现他们应有的承诺，但是由于它们赋予了推动民主化的威权领袖更大的合法性和制度基础，使这些号称民主的政权并未被颠覆，反而在民主化计划严重受挫的条件下维持了稳定，从而给民主化蒙上污点。

最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对本次大会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他认为，一、难，不论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二、复杂，中国的问题太复杂，要理清思想付诸实践，还有许多思考和研究的空间；三、共产党，他认为之所以难和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会涉及到我们这个国家的执政党，现在对执政党的研究还很不够，需要更广更负责任的研究。最后，他再次感谢诸位同道的到来，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