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th Tongye Youth Forum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三十二期“通业青年讲坛”
来源 ©复旦新闻网

2012年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通业青年讲坛”在光华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三十二期讨论会。

本期讲坛由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师孙沛东，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章可，复旦大学艺术人类学博士、新闻传播博士后戴明朝，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传播学系在读博士生龚元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主持了本次通业青年讲坛。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林曦博士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等参加了本次论坛。

首先，郭苏建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讲坛的讲演嘉宾以及评论嘉宾，对嘉宾和听众们表示欢迎，并和纳日碧力戈教授一起为四位演讲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通业青年讲坛主讲嘉宾聘书。

主讲嘉宾孙沛东老师的演讲题目为《衣领上的“革命”：广东民众日常着装的抗争性表达（1966-1976）》。该文的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得一手资料，二手文献主要是综合运用历史学和文学等有关文革时期着装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述。作为质性研究，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为主，主要对广东户籍民众进行访谈在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职业、地域等方面进行了区分。文革时期，民众日常着装的外在限定性条件主要有三个：经济匮乏、政治规训和道德惩戒。物质匮乏是重要变量，匮乏导致着装的贫困化和单一化。因为匮乏，加上政治原因，民众在着装领域只能发掘自身的智慧和想象力，表现出一种“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因此，着装反抗也首先是反抗匮乏，比如“领衣”、“麻袋衫”、“尿素裤”。衣领上的“革命”或者“去革命”，强调的主体性是普通民众，而且不止是衣领，衣领只是一个抽象的隐喻，可能包括衣领、衣袖、头饰、裤子等等，表现在以下几点：反抗政治化着装——“颜色革命”；超越“去个性化”，追求个性和舒适感；超越“去性别化”，反抗“性别淹没”，广东民众利用衣领（衣袖）来展示女性独特的性别特征和自我认同，以及花裙子和花衬衫在街上重新出现来说明这种特定时期的着装文化“擦边球”；超越“去时尚化”，港澳台民间着装时尚的流入。该文的主要结论是：整齐划一的着装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之后就发生变化了；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稀释民众日常着装的政治化浓度；就文革时期大陆的着装大环境而言，匮乏与单调似乎是主旋律，但恰恰是这种主旋律，催生了复调的着装和复调的时尚；文革时期，衣领上的“革命”是广东民众通过日常着装进行的着装反抗，是私人生活对被笼罩并裹挟一切的政治化的、革命化的生活的挤压的一种反抗，是个人的、个性化的生活趣味对“红色趣味”的霸权与专政的反抗。

接下来，章可博士做了题为《“现代”概念的出现及其正当性的奠立》的报告。“现代”这个中文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现代”的事件。在古汉语中也有“现”和“代”两字连用的例子，但多仅具体指当时、当代。西方“古／中／近”三代的历史分期观念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但由于受日本影响，历史书籍中划分时代多用“近世”、“近代”、“更近世”、“最近世”等提法。“现代”一词作为西语“modern／Neizeit”的对应，本身出现的就较晚。“现代”这个中文概念从一出现开始，它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包含着一种特别的文化价值，是与“古典”、“传统”高度对立的，它对世界历史重新进行了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一种“超时间性”或者“超阶段性”。也正因此，“现代”言说本身一直包含着一种张力，也就是它试图为自己奠立正当性和它无法脱离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德国思想家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在《现代的正当性》一书中就曾经对此做过分析。事实上，无论在中西语境中都有相同问题，对“现代”来说，正当性的问题就意味着它要求根本断开，或者能断开自己和传统之间的联系，但问题也在于这种内在要求和无法重新开始的历史实在是不一致的。换种表达方式就是，“现代”概念始终有一种矛盾和张力：一方面，它内在地要求和“传统”割裂开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原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属于现代的”和“属于传统的”却往往无法完全区分开，历史实在本身并不会以某个点为中心分裂开来，能够分割的只能是特定的“历史叙述”和“历史时间”。在20世纪的中国语境里，“现代”同样面临着如何奠立正当性的问题，在观念上可以把问题分解成两层，一是“割裂性”问题，二是“优越性”问题。在晚清民国思想史中，这一问题是和“新”“旧”之争交织在一起的。“新学／新文化”尽管在历史实在层面无法完全切断自己与“旧学／旧文化”的联系，但在表述姿态上体现出前所未有猛烈的“割裂”，同时，它们依托“现代文明”叙事，努力塑造自己相对于后者的优越性。“现代”在奠立自己正当性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的时间体验，它把一种匀速的、可以预见的、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古典时间”改变成了不断加速的、无法预见的、带有多方向性的“现代时间”。

随后，戴明朝博士发表了题为《思本：价值核心杠杆跃迁的新支点？》的报告。当今全球问题的本质是严重错位，欧债危机深层危机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严重错位；金融危机深层危机是经济、金融与信仰的严重错位。戴博士将人类价值的核心源泉和主要挑战做了四种区分：劳本、技本、资本、思本。他指出，中华帝国的农耕文明是劳本经济的全球典范；欧洲工业文明是人类技本经济的最高典范，《资本论》揭开了技本经济的末路；美国华尔街是全球资本经济的典范，巴斯德《资本主义3.0》预示了资本经济的穷途；阿里巴巴、facebook是思本经济的典范，思想雇佣资本驱动技术配置劳动，这是从物本走向人本。四种经济形态从价值规律上看：劳本是劳动加法，技本是效率乘法，资本是预期函数，思本是思想幂律；从产销关系上看：劳本是你产我销，技本是以销定产，资本是以产定销，思本是创造需求与创造性满足需求；从核心价值观上看：劳本讲求王道，技本讲求霸道，资本讲求人道，思本讲求天道；从价值源泉上看：劳本讲求效用，技本讲求效率，资本讲求预期，思本讲求体验；就最深问题而言，劳本本质上是短缺，技本是产品过剩，资本是透支未来、透支他人，思本是自由与市场。最后戴博士提出价值创新模型，即未来发展观：将有德性的技术和创意（含知识）凝结成品牌与版权，进行跨时空的配置，实现财富的生成、转移和分配。

最后龚元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英超球迷的网络讨论对男性气质的建构》的演讲。龚博士首先对其研究的背景、理论框架及研究目进行介绍，接着指出二元对立的名词主要基于男性的经济实力来描述两个截然不同的男性群体：高富帅和屌丝。通过修辞隐喻转型中国的经济级化和阶级分化的剧烈，通过修辞再现中国当代男性气质话语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勾连，而这两个名词是如何被跨国足球球迷所借用从而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下建构反映全球足球文化的男性气质的。研究方法是以阿森纳球迷为样本，研究两大主题：对于球迷实践和消费的讨论；对于球队和球员的想象及评价，得出的研究结果为：阿森纳球迷在网络讨论中“高富帅”和“屌丝”的使用建构了两种有等级的秩序，但仍具流动性的男性气质，它们在话语的层面上反映了英超球迷文化在中国的“全球本土化”的形成与维持。最后，龚博士对结论进行阐释，文章展现了“高富帅”和“屌丝”所代表的当代中国男性气质在中国英超球迷的网络讨论中的再建构；中国英超球迷所创造的男性气质话语受到国际足球文化和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分层的双重影响；球迷的网络讨论是展现英超在中国的“全球本土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话语和传播的角度）；球迷的网络讨论为中国当代男性气质的建构和确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中国当代男性气质还处于建构中，拥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这一过程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应被置于全球男性气质建构的复杂语境中去理解。

随后，现场的嘉宾和听众对四位主讲嘉宾的报告提出了问题或评论。比如，在衣领革命的探讨上，是否还要注重群体的划分，去研究一些边缘化群体，这些“有闲”人群以服装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的反抗，而衣领上的不同其实还不算抗争，而仅仅是表现一种个性。如果认为衣领是一种抗争性表达，但是否是到文革后期，国家控制放松了，这种衣领上的革命只是一种反应而不是一种刻意的抗争？中国会讲“近现代”，但英文都用“Modern”，因此中西方关于“现代”是如何分界的，中英文词汇又是如何分界的。戴博士所讲似乎已经超出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劳动创造财富才是最根本的，“思”只是劳动中的一个表现方式，“思”成为“本”无异于天上掉馅饼。龚博士运用西方学者全球本土化框架或许还是有所欠缺的，像“高富帅”、“屌丝”这样的词，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要把握实质，看到两词在中国语境与西方类似表达的本质不同；球迷网络讨论实质是虚拟世界，未必涉及真正的男性气质，况且这不单是阶层差异，更多的存在于年龄差异，像“高帅富”“屌丝”这样的词更多出于年轻人之口，这当中贯穿的是一种消费模式，有商业、文化、人格的味道。等等。

四位主讲嘉宾针对各自的问题做出了思考和回应。随后评论嘉宾纳日碧力戈教授对他们的研究报告做了点评。他指出，孙博士的衣领革命，当中提到四种着装反抗，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即台前与台后，这种反抗当中包含了自己的调解，另外纯粹意义上的集权还是存在的。章博士从语义进行分析，这当中的割裂性问题是非常好的，普遍的研究必须研究概念，但一旦与现实、物质、肉体联系起来，就会马上丧失普遍性，所以这种研究往往就会是割裂的研究。戴博士所言“以思为本，以德为魂，以人为尺，以天为敬，以己为神”，什么都要，逻辑上可能会有紧张度，结果很可能什么都没得到，实际上这几个词意思都可以为本，那么到底那个是本，在逻辑上，有没有其他表述源头，比如印度哲学、伊斯兰宗教哲学、中国道教、佛教。龚博士是从草根做起，比较新，但这当中没有提到代沟问题，缺乏同行的对话，另外讨论还可以涉及球迷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全球本土化问题也需要进一步阐释。

本次通业青年讲坛展开了真诚的学术对话，现场气氛热烈。最后，主持人郭苏建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向到场的所有同道、特别是四位讲演嘉宾以及评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表示了衷心的谢意，并欢迎大家继续积极参与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

通业青年讲坛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三、四位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做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然后与会人员进行自由讨论，并由评论嘉宾做学术点评。讲坛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和专业界限，改变学科割裂的、封闭性的研究取向，建立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学科分野的学术交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