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ey Rigger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aiwan”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Shelley Rigger教授主讲“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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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4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举行了第五十二场讲座。

本次讲座邀请到了美国大卫森学院政治系主任、东亚政治学教授Shelley Rigger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社政学院人类学特聘教授、美国东亚人类学会会长罗立波（Eriberto Lozada），复旦大学社政学院副教授、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潘天舒应邀担任本次讲座评论嘉宾。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以及国务学院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郑少东博士、吴彦博士等参加了本次学术讨论。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欢迎Rigger教授的到来，并简要介绍了她的研究背景和学术成果。Rigger教授主要著作有《台湾崛起的理性主义：代际、政治与“台湾国家主义”》、《台湾缘何重要：小岛屿，世界之动力》、《为民主投票》、《从对立到权力：台湾民进党》等，发表若干有关台湾岛内政治、台海关系中的国家身份问题等相关话题的论文。曾经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和复旦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Rigger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旨在运用台湾民主化的个案，更好地说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价值。她首先介绍了“Democratization”的两重意义，“ization”指的是一个成为的变化过程，“democrat”则是民主进程的产物。现代化理论往往认为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将与民主化进程一道自然发生，然而经验表明这一过程并不是线性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政治变革？或者具体说什么导致了独裁政治的消亡？（相对于‘ization’的部分）为什么一些变革能最终实现民主？（相对于‘democrat’部分）。对这两个问题的追问引申出两派理论，一种是转型学（transitology）——分析变革的原因和机制；一种是前提说（preconditions）——成功的民主改革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特性？研究者用大量的经验研究来证实和说明两派理论，但事实上，Democratization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由许多因素决定，也正因此正确的理论框架就尤为重要。

接下来，Rigger教授以台湾为个案探讨了她对“Democratization”的研究。在Preconditions的理论框架下，Rigger教授具体讲解了台湾的意识形态/文化（Ideology/culture）、现代化（Modernization）、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意识形态要素。她指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般要与民主自由相一致，民主才能实现。尽管基于文化传统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曾被认为将成为台湾民主改革的阻碍，但事实表明，自由民主可以和亚洲的价值、儒家传统和谐共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主义（Sun Yat-senism）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是现代化要素。按照Geddes的研究，民主社会要形成，经济发展是其必要前提，而Lipset则指出，除了经济发展，还有现代化要素。经济发展促进中产阶级成长，往往会激发社会和文化变革，推进民主实现。台湾1950-1980年间， GDP增长平均每年达到9%，随后台湾在教育、工业化、城市化和整体的生活状况上都有长足发展，成长的中产阶级随之要求资源、技能、信心和政治参与，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三个要素是市民社会。Rigger教授强调，独裁政权可以被消灭，但如果没有市民社会，民主改革还是无法真正实现。Kamrava和Mora指出，市民社会需要有自我调节性（self-regulating）、内在的民主性（internally democratic）和国家自治（autonomous from the state）。在台湾，经济和社会环境可以说都为民主改革打下了基础，但仅有这些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要素。

Rigger教授所指的其他要素，是民主改革的机制，即政体（regime type）和制度（Institutions）。按照Geddes的研究，一党执政的政体往往拒绝民主改革，而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尤甚。如果此假设成立，那么改革前的台湾，作为一个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国家，要主动接纳政治竞赛，让渡国民党的霸权地位，可以说阻力是非常大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台湾实行了民主改革，它调整了政体使之适应。按照Bruce Dickson的研究，一党专制的政体需调整或具备三方面要素才能适应改革：政治精英的组成，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机制，对政体改革的态度（敌对还是支持）。在1970-1980年间，台湾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并引发党内分化，出现改革的契机。此外公投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成为良好的民意表达机制。她举例李登辉在继任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并出任台湾总统后面临的危机，李通过公投的方式再获支持并深化了改革。国民党的改革者非常强硬，他们认识到唯有改革才能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才能“让步求生存”，在竞争中使执政党变得更有生命力，使台湾走向良性的发展道路。

最后，Rigger教授谈到了合法性危机。她认为，这也是台湾进行民主改革的原因。当时台湾内有国民党自身面临的执政危机，外有国际社会对于台湾认同度的降低。而民主浪潮业已席卷全球，要更好地发展，唯有推进民主改革。演讲尾声，Rigger教授感慨政治科学是一门“硬科学”，它让我们理解一般范式并可以做出相应的预估，但它同时也有缺陷，需要我们时刻关注复杂性和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评论嘉宾罗立波教授在随后的点评中指出，我们总是希望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和解决问题，但现实却往往复杂难以把握。政治学是这样，人类学亦然。同时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他本人是做人类学质性研究的，常常思考文化这个问题。人类学者倾向于将文化理解为一个固有的东西，宏观上讲个体的生命长度无法度量文化的变迁，微观上说文化瞬息万变无法把握。与其这样，不如就将其命名为“中国文化”。但究竟有没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还是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中国传统？他越来越觉得需要质疑反思。此外，他从不愿意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来约束对于社会的理解。人们常说市民社会要拥有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但充满商业组织的社会难道就不叫“市民社会”么？他认为所有这些组织都和国家发生着内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市民社会”则并不一定和民主有必然联系。

评论嘉宾潘天舒教授则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对Rigger教授的演讲做了评论。Rigger教授是麦克•法夸尔的学生，她的研究很能代表哈佛这一派的学术路径。他记得自己的导师哈佛医学人类学教授Arthur Kleinman曾对人类学评价“方法论很弱，但会问很好的问题”，他感到这个评价对政治学亦适用，而Rigger教授的研究则在方法上对他很有启发。例如她试图最大限度地吸收台湾社会的声音，并一层一层将问题剥离分析，非常像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再比如她曾对某个年龄群体进行研究，探讨制度中的人的“历史记忆”，而今天的中国研究中也有类似方法。他还曾对台湾年轻的海外留学生做了采访和研究，了解他们如何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对台湾企业在两岸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特殊的政商关系也做了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台湾个案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有助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完善。

随后，现场的嘉宾和听众也对Rigger教授的演讲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例如，民主化是任何文化体系中的必然产物么？还是说不同文化体系只有调整变迁才能实现民主？是否借鉴杰佛里•亚历山大的“市民领域”理论比“市民社会”能更有效地说明问题？还有嘉宾提出他们的看法，认为此项研究与其看作对民主的研究，不如看作对国民党政党研究的良好范本；如果中国大陆想借鉴台湾的经验，那么需考虑单一制国家一旦进行层级很多的宪政改革，会面临很多困难，孙中山的思想运用在台湾的民主改革中实际有打薄；台湾在1950年代的土改对民主转型的作用，非常值得反思；台湾的“人间佛教”对其公民教育和民主训练的作用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等等。

Rigger教授对这些问题做了简要回应。她指出，也许亚洲文化或者儒家文化需要意识到与Democratization相关的必然要素并做出改变，才有可能实现民主；《中华民国宪法》像台湾撑不起来的袍子，所以我们更需关注国民党的变化和台湾社会的变化；民间宗教的影响对于民主训练可以说非常重要。

讲座尾声，邓正来教授谈到他对本次话题的思考。他指出比较政治学的产生背景（冷战），隐含的政治含义是分清敌我，而今天这一学科的任务似乎不应再是这样，而应是如何让人们更好地共存生活于这个世界。最后，他再次感谢Shelley Rigger教授的到来和两位评论嘉宾的精彩点评，感谢到场的嘉宾和听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