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th Re-discover China Forum: Chinese Dream: The Value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复旦大学高研院“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十九
“中国梦：价值建构与制度建设”学术论坛举行
来源 ©复旦新闻网
2014年6月7日-6月8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梦：价值建构与制度建设”学术论坛举行在复旦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行。
本次会议共邀请40余位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加，围绕“中国梦的国际维度”、“中国梦的历史考察”、“中国梦的学理辨析”、“中国梦的价值维度”、“中国梦的制度维度”五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会议开幕式由本次会议总召集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他代表高研院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并简要介绍了到会的领导嘉宾和主旨发言人主办此次会议的背景。他指出，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实践，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理性的命题。从学理上来看，中国梦体现为一种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当然不排除与其他发展道路的相通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未来理想图景和制度依托所塑造的中国发展道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价值、制度、实践既是社会科学最终影响社会发展实践的主要模态，也是社会制度运行的基本逻辑，特别是价值与制度他们不仅是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对象，更是一国发展道路或者一国发展模式的主要依托，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或者人类文明的具体形态的表现不一样，它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价值取向和相应的制度模式的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将”价值建构”与”制度建设”统一起来，才有可能把中国梦建构成统合“理想图景”和“制度依托”的发展模式，并转化成为社会科学的学理研究命题。由此而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些具体课题，包括中国梦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国梦的内涵及其内容，包括价值、文化、制度等层面，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之间的相通性、差异性，实现中国梦的可能性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梦的意义及相关复杂性问题。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尹冬梅教授首先代表复旦大学欢迎与会学者。她指出，就像中国人常说的，我们要“明辩”然后“笃行”。作为复旦的青年学子，作为中国的一代青年，我们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如何跟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既“笃行”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培养目标。她说，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更想知道的是各位老师、各位专家所进行的一个“明辩”的过程，各位只有“辩明”了，对我们的工作才有可能行更笃。因此，她也非常希望倾听各位老师的真知灼见。最后，尹冬梅教授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丹麦王国奥尔堡大学的李形教授应邀为本次大会做了题为“在‘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世界秩序下理解和解读中国梦” 的主旨发言。李形教授指出，目前对于中国的崛起主要是两大理论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中国的崛起肯定是跟守成国之间分庭抗争的，肯定是有矛盾的；自由主义认为可以把新兴的大国纳入到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他提出的问题是两种都不是怎么办？有对抗，也没有完全的对抗，有纳入又不能全部的被纳入这就涉及他所提出的“相互依存主导权”的论点。
他认为，如果在“相互依存主导权”的语境下来解读中国梦，中国梦就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和诉求。必须要超出中国的国度和层次来探求中国梦的内涵和实质。即中国梦同美国梦、欧洲梦一样，都已经超出了“自我的梦”，而是嵌入到地区和世界政治变迁的过程中，成了世界秩序演进的一部分。中国梦的目标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中国主导世界的秩序，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中国人也没有当老大的心态，但是中国会说我跟你的价值观，或者我想塑造的世界体系跟你应该是共生、共存的，不是替代性的。他指出，中国不应该去试图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我看到有些学者说要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或者体系，他认为这个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中国从“文明型社会”朝向“市场社会”走的话，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的市场、社会、政治、经济都朝着主体国家走，那我们怎么可能去建立一个新的范式出来呢？他认为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去弥补西方理论范畴中的局限性和缺陷，从而提高中国理论、中国声音和中国学派，我们可以建立中国学派，但是很难建立“中国范式”。
本次大会的第一场专题围绕“中国梦的国际维度”展开，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正局级巡视员邓晨明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葛荃教授主持讨论。
首先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卢春龙教授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梦的不同价值维度及其内在关系——基于17个城市的调研发现》。该发言基于卢教授去年年底做的一次调查。卢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他指出，中国梦本质是一个价值观念的体系，这样一个价值观念的体系具有不同的维度。按照他的理解，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就是国家的维度，其次是社会的维度，第三是个人的维度。据此，他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来测试老百姓对这三个维度的看法。他有一个假设，认为可能中国人对于中国梦的理想可能是具有某种整体主义的特征，跟美国梦的特征还不一样。换而之，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我们这种整体主义式的中国梦的梦想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基础。他重点强调了三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并设定了几个问题：第一和第四条是强调的道德化的领导人的形象；第二、第三条强调的是寓言化的权威政治结构；第五、第六条是强调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渴求。研究的假设是：这三种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对中国梦的现在表达方式或者我们民众对于中国梦的理解方式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另外，在具体的问卷研究中，他把17个城市分成两种类型形态的城市，即经济发达、经济欠发达的城市。分层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民众对于中国梦价值观的支持反而是低于经济欠发达的城市。第二，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间，民众对于这三种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念的支持度也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最后一个发现是在两种类型的城市中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对中国梦价值的整体主义的表述方式的影响实际上是相同的，无论是方向还是强度上。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第一、中国梦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复杂的价值体系，它有着不同的维度。第二、中国梦这样一种价值体系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跟中国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中国梦的这种表达方式可能要保持着价值观念的开放性、不断的容纳、吸收新的价值。
接下来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健教授发言，其发言题目是《论中国梦的世界影响力》。常教授指出，在这里探讨的问题就是中国梦是否具有世界影响力，如何才能具有世界影响力。他认为，中国梦的阐释要产生正向的世界影响力，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扎根于中国人民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第二必须正视各种期望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三要充分吸取各国解决期望冲突的经验和教训；第四要能够挑战世界性的难题，针对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有所贡献。我们现在中国的冲突管理制度需要在观念上作出几个转变，一是对于冲突的态度，我们要由“堵”转变为“疏”；第二在冲突管理方式上，要逐渐由简单的压制转变为平等的协商；第三在冲突管理的方向定位上要由维护表层的瓶颈逐渐转化为维护深层的稳定。以上是理念上的转变。从制度上看，他认为有几个方面的举措现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我们要建立第一线的价值共识，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核心价值观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有12个概念，谁是核心现在还不一定非常清楚。如果各个价值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核心价值是要解决价值间冲突的问题，这里没有优先排序的问题。第二，这到底是高限价值还是低限价值，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在大力宣传高限价值。但是，高限的价值很大的问题是它的实现还是依靠人们的自觉，但是并不能够对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产生约束性的规范影响，中国现在最急需的不是高限价值，而是能够具有对行为基本约束力的低限价值共识。第二，开放争论空间，现在因为冲突已经是一个现实，那么简单的压制冲突并不能够使冲突能量得到释放，而且可能产生沉默火山效应，所以如何能够开放争论空间，使冲突的能量得到适当的疏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要合理确定合法域，现在我们合法域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狭窄的，大多数行为都是违法或者非法的。这样有些冲突能量缺乏适当的释放方式，这会导致暴力的激烈对抗。从制度建设上看，我们需实现三个平衡：一是要实现表达制度对对话交流制度的平衡；二是要实现调解制度与司法裁决制度的平衡；三是要实现化解制度和控制制度的平衡。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发言。潘教授主要讲了三点内容：第一，他对中国梦的概念性的大致理解。他是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他发现中国梦的概念提出来以后，我们很缺少的一个维度就是国际关系的维度，在国际上或者地区上我们中国人希望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这一维度正是国际社会对我们质疑最多的地方。第二，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更严格意义上讲，他是想讲民族关怀和世界关怀。之所以做一个二元化的区分，并不是真的赞同这种二元区分的方法，而是想把世界关怀这一条加上来，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民族关怀、个人关怀、社会关怀，但缺少一条国际关怀。他现在想到一个概念叫“国际共进”，即强调国际社会要共同进步，并把它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相并列。现在很多人提“中国模式”，他个人更倾向于以“中国方案”代替它。第三，中国梦提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讲，比如俄罗斯人在讲俄罗斯梦，印度人在讲印度梦，很多国家都在讲本国梦。我们在讲梦的共性的时候，区别是什么？共性和个性它不能取代另一个概念，就是共通性的问题。他非常认同习主席所说的梦与梦之间是共通的观点。共性不能代表共通性，如何让不同国家之间的梦能够相互共荣共存，这是需要我们花一些心思去思考的。
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社会学教授、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捷理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梦与世界体系》的发言。李教授指出，中国梦实际上要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但还应包括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最关键的；否则，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就没有一个奠基石。在这方面，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理论参照。世界体系理论最初主要包括两大块：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霸权即帝国。沃勒斯坦最近的一本书又加了第三个内容，就是地缘文化。因此，21世纪我们在看世界体系的时候，不光要看政治体系，还要看经济体系，另外还要看它的文化体系。文化体系的引入，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价值取向引入进来了。现在提出了中国梦，我们能否挑战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立的自由主义体系？中国梦要真正的实现你就是要挑战这个价值体系。如果你不能挑战这个体系，那么就要与它找到一个融合点。也就是说，这个融合点才是中国梦能够真正实现的关键。我们现在要建立“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要确立这“三个自信”，我们就需要提出一个真正挑战西方的价值体系的东西。不过，他认为，在当下东西方大博弈的情势下要建立一个单一的价值体系是非常困难。他比较倾向于在世界体系之下，探讨如何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就很难把软实力提升上去，而且很难真正把中国梦实现。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教授作了题为《遭遇论视野中的新世界主义》的发言。刘教授认为，每个文明的历史传统都是在跟其他的文明遭遇的情境中发生的，这就是他所谈的“遭遇论”。其实，文化之间的遭遇是文化存在性的根本。什么是中国梦？到底是天下是中国梦，还是越王勾践复仇的故事是中国梦呢？我们知道天下是无外的，但是在近代以来我们遭遇了一个无法化的“外”，就是西方。天下遭遇了外部，天下就塌了。这就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假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但是我们装得久了，就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了。而问题是如果中国人进入世界是带着这样一个被西方改造过的民族国家进入的，我们的胜利能够说是中华文明的胜利吗？如果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我们要成为列强之一，那并不是中国文明的复兴，是西方的大戏换了一个角色而已。而中国的文明是要带来不同的世界格局，是要改变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东西，但并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中国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兴起不能被视为完全背离了中国的传统，而是以某种神秘的黑格尔的方式走向“正反和”的轨迹。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崛起，已经越来越接近完成这样一个所谓扬弃，然后走向第三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旧的天下体系，这个体系是不知道外部的，它有很多问题。从文化遭遇论的角度来说，文化是相互彼此穿透的，“新世界主义”不仅要求对话和竞争，而且要求彼此对自己原有的东西进行再问题化和转变。在转变、对话、竞争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我们已经在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的联系在一起。文化遭遇的情境本来是区域性的，但是各个大的轴心文明都是文化遭遇的结果。我们在历史上空前出现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遭遇，文化遭遇是我们文化存在的根本途径。而自我转变应该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常态，以这样的视野把中国从天下转到一个民族国家，再重新通过新的世界主义来拯救天下的这个理想，应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可取的或者至少值得思考的路径。
美国查普曼大学人文传播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贾文山做了题为《西方传播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梦”话语》的发言。他贾教授指出，目前关于中国梦的话语，总体来讲是缺乏从西方的理论角度去阐释。他想借用“新修辞理论”和“共识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对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议对中国梦的系统阐发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模式的分析得出结论首先是：全球所有的各民族华人为主要听众，全国非华族的各色人等为旁听者。主要修辞技巧就是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未来愿景并驾齐驱，承前启后，对受众范围的最大化包容性，跳出西方话语霸权的圈套，摒弃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或理念。中国梦和复兴的理念乃跨越或超越式话语，跨越时间和空间，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障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极强。描述了意欲包容和含化美国梦的中国梦蓝图，使国人为之振奋，让世人耳目一新，给人类带来希望。中国梦说到底是给人希望的一种修辞。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情境，情境是中国五千年来的辉煌成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上的崛起，这是大前提。此外还有“行动”和行动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行动者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56个民族的13亿人组成的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同胞、海外侨胞。还有行动的工具和途径，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关键是通过这个分析模式要去解读修辞动机，修辞动机不是明显的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动机是什么？通过沉默或者间接修辞法，一个是西方道路、西方精神，外国人的力量不能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主要途径，第二实现中国梦不是西化或者西方现代化，而是对西化或者西方现代化实质性的涵化或者超越，是对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复兴。中国梦话语的修辞价值和历史地位，应该是比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是为美国种族平等而发表的演说，习近平的中国梦讲话却是在为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吹响的号角。对中国梦理念和世界梦的关系及中国梦的普世成分明晰化。
6月7日下午两点，本次大会第二场专题讨论“中国梦的历史考察”开始进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教授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共同主持了本场专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王国斌做了题为《中国的宗教与中国梦》的发言。王国斌教授认为，中国梦与宗教的相关性在于宗教问题具有跨文化的共通性。首先，宗教与个人对寻找生活的意义有关，但中产阶级个人寻找生活的意义的方式是很类似的。其次，无论在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地方，现在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即由宗教引发的政治性运动对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政府和宗教的关系有着历史性才差异。西方个人信教的独立性是从从政教分离开始的，但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现象，宗教和政治并没有制度性的分开。但是现在，全球都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哈贝马斯最近提出了“后世俗社会”理论，认为欧洲的社会现在出现了“后世俗”的境况。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非宗教和宗教的事务分得很清楚，在宗教态度是暧昧的。历史上，至少在明清时代，政府同时要规约一些宗教性习惯，同时也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宗教习惯。到20世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介入对“迷信”的管控。到21世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府一面允许民众信仰宗教，但一直担心宗教信仰政治化，特别是由此引发社会或政治运动。，目前，中国的政教关系正在做一些建设性的努力，一方面替代此前历史上的政教关系格局，另一方面超越西方的政教关系模式。因此，宗教对中国梦而言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梦：探索中国道路的符号指南》的发言。景教授首先指出，中国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很多人把它体系化了，但是核心是政治体制。中国梦在实现过程中面临着认同的双重挑战，一是在国内的认同问题，二是国际上的认可度问题。在国际维度，我们可以设想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第一是霸权替代的逻辑，就像历史上英国对荷兰的替代、美国对英国的替代一样，有人期待在全球的结构重构中，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替代。第二，即使我们已经形成了世界体系，即使已经全球化，但我们依然强调在差异基础上的相互并存、相互依存，能不能设想这种可能性？第三种再理想一点，我们放开心态能不能建构一个普遍价值？就这三种可能性而言，他认为中国要完全颠覆现有体系是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问题应该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加入中国元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去重构人类的普遍性。从国内来看，中国梦的国内认同是其内在的根基所在。从国内角度看，我们面临着“三信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一直以来，我们基本上是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中国梦的提出标志着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即以更有作为的方式直面这一问题。所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重要的命题，一是“三个自信”，二是中国梦。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做了题为《中国民族格局的历史与现状：和谐共生的愿景》的发言。纳日教授首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即无论是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学术思考，还是政府对于民族政策的定位，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阶段。根据这个判断，他讲了五点内容：第一，过去的中国是多族交互性的历史。我们如果能承认中国是多民族、交互性，那么我们的命运就是是相通的。第二，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现在国家主义非常盛行，把国家的利益放到人民利益之上，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使得我们对于差异的追求和恐惧同时存在，这也投射到对少数民族的热爱和恐惧之上。第三，社会人群由于缺乏重叠共识，很可能要诉诸丛林法则。第四，我族中心主义导致他族中心主义，因为我们老讲少数民族，往往是大民族的民族主义起来以后，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也会升温。第五，在全球信息流通的环境下，尽管现实生活中充满包括民族关系的紧张，但社会人群没有放弃和谐共生的愿望。这意味着我们处理民族问题还是有希望的。
广西大学魏敦友教授做了题为《法学大时代的建构与法学方法论的转向》的发言。魏教授首先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四期说”。先秦属于第一期，那是中国文化的童年时期，是为子学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到两汉之后，是第二期，这是少年时代，是为经学时代；从唐到朱熹时代称之为第三时期，即理学时代，是中国文化的青年时代；从明代以后到今天属于法学时代，是为中国文化的壮年时代。从文化的冲突来讲，中国文化面临着两次大的历史挑战，一次就是佛学进入中国，这已经终结在朱熹的理学建构的这样一种知识类型中。二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进入中国以来直到今天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历史挑战。当下所处的法学大时代，必定产生出像孔子、董仲舒、朱熹这样的特大思想家。关于法学时代的方法论转向，他提出要建立一种回溯主义的思维方式，通过回溯才使原先我们不以为是问题的问题重新问题化，使得我们来真正看待今天如何来建构一个良善的社会秩序作出我们的贡献，这是从法学上的概念规范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过渡到真正能够有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的背景之下去创新概念，构思体系，形成这样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孙国东做了题为《从国家富强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转向》的发言。孙教授首先指出，中国梦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大致上从1840年到2049年的两百年时间。如何用一个理论框架来把握这一历史时期，使其兼具历史分析的解释性效力和未来建构的规范性方向，是一个理论难题。综合甘阳、许纪霖等论者的研究，他建议采用“从国家富强到文明复兴”来把握这段历史的主要逻辑。他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国家层面核心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体而言，“富强”和“民主”属于“目标性价值”，“文明”和“和谐”属于“评价性价值”。所谓“目标性价值”，就存在着实现目标的模式差别，而“评价性价值”正好可以为评价这种不同的模式提供价值标准。换言之，如果“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规定了中国现代转型的价值属性，那么我们应当追求的就是符合“文明”和“和谐”要求的“富强”模式和“民主”模式。显然，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较大的规范性空间。第二，该理论框架有效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历史上西方霸权的更替，而是一种“文明—国家”的崛起，是一种与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鼎足而立的文明类型的崛起，因此，它完全有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理想图景。当然，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性，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吸引力，而这则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实现中华文明优秀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或“转进新生”。第二个理由涉及到历史观。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已经很陌生的传统历史观中的话，我们同样可以论证“文明复兴”的必要性。关于传统中国的历史观，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他个人比较赞赏同济大学的青年才俊柯小刚教授关于“文质史观”的再发现。这种历史观始于孔子的这句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如果以这种历史观来看的话，那么至少从晚清以来我们所开启的“富强现代性”道路，就是总体上“质胜于文”的发展道路。要想摆脱这种困境，惟有“救野以文”，促进中华文明的复兴。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邹怡做了题为《国富民强，抑或民强国富？——近代中国富强之路的摸索》的发言。邹教授主要从1840年遭遇西方挑战以后地方组织力量的重组分析了中国摸索富强之路的旅程。他指出，镇压太平天国时清政府开始依赖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但是又很担心它壮大后变成大军阀，又不断的抑制它，最终使得地方一直缺乏有效的组织力量。辛亥革命时期试图实行联省自治，以省一级的自治最后达到联邦制，但这一条路线最后没有被接受。国共后来分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基层组织形式的不同主张。国民党注重团结地方士绅力量，共产党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把地方士绅视为打击的对象。共产党在被挤压到农村根据地的时候，锻炼出一套极有力的基层直接动员的能力。国共之间的决战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两个政党地方动员能力的差异。共产党的基层动员是服务于实现国家富强，并最终为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富强之路。
下午16:00，本次论坛的第三场专题“中国梦的学理辨析”举行，中国致公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马一德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请添加照片时，依据现场照片把另一个主持人名字和身份信息加上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观察》的发言。黄教授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观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第一，中国梦的提出实际上我认为是要在意识形态上最大限度的团结广大民众的需要，中国梦的提出显然是在当下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中，企图超越、包容、解构、离合、消解各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第二，中国梦的共识也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形成，因为从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改革的共识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逐步形成。第三，解释中国梦的真实内涵，也只有放到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背景中，才能够逐步的揭示，甚至可以说中国梦的正式内涵，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才有可能被逐渐揭示。
第四，中国梦的实现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因为没有梦想就没有期待，没有期待就没有未来，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反复地证明，这个观念变革先于体制机制的变革，思想解放决定体制机制的转型。对于中国梦的理解应该用开放、包容的观点来看。中国梦不是完美之梦，是个发展之梦；中国梦不是个终结之梦，而是启程之梦；中国梦不是封闭之梦，而是开放之梦；中国梦不应该是一个自外于人类文明主流之梦，而是一个融入和引领人类文明主流发展之梦。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刘清平教授做了题为《试论墨子“正义”理念的现代启迪意义》的发言。刘教授特别看重的就是墨家关于正义的理念对当下中国的启示意义。墨子讲义，讲公义，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这样就把“义”提得很高，而且万事莫过于义，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义更贵重的。这种观念与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权理念是相通的。人权，实际上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坑人害人”。墨子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某种意义上它超越了西方当代的观念，就是他的平等观念。墨子讲了一种非常平等的观念，就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西方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么多的平等观念，他认为都没有抓住一个核心，这就是墨子讲的那种平等。真正能够实现的平等是什么？每个人都不受坑害的那种人格尊严的平等，这种平等也就是人权不受侵犯的一种平等，这种平等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和自由相统一的平等。如果我们想要在当前的情况下，理解我们从中国文化中间找寻我们现代的自由公正、平等、法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的文化基础，我们当然可以从儒家的仁义观念里面去吸取资源，但同时更应该从墨家这个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主流学者所忽视甚至所贬低的这样一种思潮里寻找思想资源。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作了题为《群众路线与中国梦：一个政治哲学的考察》的发言。吴教授
赞同哲学学者童世骏的看法，群众路线不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它本身昭示了应该属于我们的终极关怀，即以群众、以人民为根本的，这必须是作为一个终极关怀，而不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美国学者对群众路线有一个归纳，说群众路线是个“反复逼近”的方法，不即一步一步的靠近群众的福祉，这个过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群众路线完全可以在宪政的框架下展开，从而实质性地弥补法条主义的缺失。我们知道在一个宪政框架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法条主义带来的抽象性与滞后性，立法的改变总是在问题出来很久以后才能有效去应对它。但群众路线通过“反复逼近”的方式，是可以有效来填补法条主义的先天性缺失的，来增加宪政框架的稳定性。今天来谈论群众路线，首先可以追问的是，谁是今天的群众？今天重提群众路线，它现在是完全可以指向所有的中国人。所以我认为中国道路一旦只有结合这个意义上的群众路线，才可以说是中国所有人的道路，而不是某些精英的道路。美国梦和中国梦的核心差异，就是前者追求个体自由，追逐自己市场上的成功，那么后者可以在容纳个体的多元性福祉追求的同时，通过群众路线形成一个共同的精神。浙江师范大学刘雪梅副教授作了题为《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梦》的发言。刘教授指出，在现有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当中，最独特的就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罗默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在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当中有四个关键词：一是市场不但要有市场，而且是一个有活力的市场，这样可以带来活力，同时也可以让有才能的人活跃出来。二是民主。我们知道经济繁荣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是民主不一定能带来繁荣，但是民主是可以防止像大饥荒，大灾难这些情况的出现。三是平等。罗默强调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他从三个方面去解释：自我实现和福利方面的机会平等，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机会平等，社会地位方面的机会平等。
第四个关键词就是财产关系。换言之，就是如何界定财产关系。说得再进一步就是政府的角色是怎样的，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短期目标，他说这个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是不变的，社会主义的短期目标就是要走一条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他说这条道路在他看来是市场社会主义道路。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做了题为《国家韬晦与治国者的志向——论“亢之为害有甚于虚无”》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现在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当中，如何关注政治家这个群体，关注如何锻造有关怀、，审慎且有操持的政治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所讲的国家韬晦与治国者的志向，同时包括国家的志向和治国者的韬晦，而且这四个方向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虚无，一个是过亢，事实上是八个向度，一言而蔽之就是“亢之为害有甚于虚无”。，历史上德国、法国、美国的崛起可以为我们提供四个简单的线索：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图景，二是志向，三是文明的抱负与关怀，四是天命。他最后强调：从内圣外王的角度来讲，今天的中国是最好的历史时期，印度深化了我们对内圣的认识，西方深化了我们对外王的判断，但是这两个东西点化、点石成金的可能性在哪里？
6月8日早上8:30，本次论坛的第四场专题“中国梦的价值维度”准时开始，由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校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长毛寿龙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作了题为《释“中国梦”之“中国”》的发言。任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梦的人的主体，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个人的中国梦，二是组织层面的中国梦，三是国家层面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出也有一个重要区隔，就是要包含个人、社会组织以及国家。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因为个人不再归属组织而作为一个联合体成员的时候，个人是自由的。而社会是组织化的，国家一般会有一个国家自身作为局部的目的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要在中国展开中国人的梦想，一个基本的解释就是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说法可以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定位，个人一定是自由梦。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的状态，人们归属于不同的组织结构，因此在一个组织结构里面我们要以无数的组织结构来组成这个社会共同的梦想，此时组织的集体梦也是属于中国梦的一个主体成分。作为国家层面的梦想，当然就是能够把权力规范起来，而使权力服务于国家的延续，因而国家的权力梦是一个分权制衡梦，法治梦，这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说法，即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就中国梦作为中国人基于中国认同来展开的梦想，不仅有一个主体承载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背景条件，那是我们当下的中国的客观构成。这样一个客观构成在我看来，那就是当今中国的结构性状态促使中国人能够对未来中国产生一些梦幻性的追求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梦一定要从现实出发。他认为，这个既定的平台至少有有三个构成部分：一是我们强调的观念中国或者人文中国，包括宗教、人文、传统、文化、文明，这些东西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产生一个包容性的中国，兼容性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排斥性的中国。但在这一点上，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纳，叫做国家观念话语的贫乏。二是在制度中国层面，一定要有属于我们的公平正义，其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现代政治学所强调的宪法和宪政爱国主义。三是在日常生活中，要使得这个社会生活秩序不是来源于我们传统的习俗和习惯，二是来自于宽容和多元互动，进而产生一种人们之间的相互接纳、积极互动以及宽容的氛围。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葛荃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梦的政治价值内涵析论》的发言。葛教授认为，在探讨中国梦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个前提需要确认：一是三种传统的融合。这三个传统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二是1911年以来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传统，三是延安以来的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革命传统。他认为，如果从政治价值的角度对中国梦的内涵作一个判断，中国梦作为一种民族的或者个体的追求，首先是有价值承诺的。他认为有三个层面，一个是社会政治基本价值，就是平等、自由、民主。价值是形成规范的依据，，而不是规范本身。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价值，他认为是公正和法治。在公民主体层面，他认为应该是公民权责至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梦的国际关怀》的发言。陈教授主要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梦的内涵谈了三点看法：第一，中国梦的核心表述里面，应该要加入世界关怀。中国梦里面有三个，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他认为应该要增加第四个方面，比如说国际共进。有三个理由：对于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它的奋斗目标应该要包括一个国际的目标；这个国际目标还是应该有进步意义的，来表达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通过在核心理念当中植入这样一个世界关怀，可以提升这部分所谓世界关怀在中国的内外政策当中的地位。第二，在外交政策里面是不是要重新更加强调一下所谓国际主义跟进步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就是中国在追求自己利益跟地位的同时，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要比过去更加关注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以及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与其他国家竞争加剧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进步主义的这样一个大方向。第三，他结合自己最近领导所做的一个增量改进的国际体系改革战略谈到，我们在思考我们跟国际关系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中国如何维护国际利益，还需要去关注国际体系的改革、改进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肃教授做了题为《试论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的核心价值观》的发言。顾教授认为，十八大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澄清国内相当一段时间内理论上的混乱。很多论者总是以为我们的社会目标都应该加很多限定词，比如说自由应该是社会主义自由，无产阶级自由等，这样加了限定词以后就变成了特称，而不是普遍性的。目前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要都是一些普遍性的表述，其实不用加这样一些特殊的限定词。他主要从逻辑的自洽性、宣传的有效性等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及其对促进改革、社会进步和个人自由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周怡教授做了题为《观念如何建构制度：托克维尔范式抑或精英理论模型？》的发言。周教授主要关心的是观念如何制造制度。按照理论的分类，她把文化分为四大类：主观意义的文化，结构意义的文化，拟剧意义的文化，制度意义的文化。什么是制度？一般来说有两种解读，一个是广义的，认为它是一个平衡组织活动体系的制度，另外一个是社会规则的制度，是狭义的，更多的人是在狭义的含义上运用这个制度的含义。托克维尔的文化范式认为，社会普遍流行的思想观念是决定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它的演进方向，或者是它的走向的。精英理论认为，一般从一个思想观念到制度的安排，背后的这种推动力是精英的活动以及社会大众对他的追求和响应。在大众有一种观念的时候，要上升为制度的时候，还需要政府的参与。观念可以自下而上的塑造制度，但是共享的观念过渡到制度安排的动力还在于精英以及大众的反映。这些理论模式，对我们认识中国梦的实践推动具有启发意义。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吴猛副教授做了题为《价值观对话与“现实运动”》的发言。吴教授主要想对从杜维明先生直观得到的一个命题进行哲学分析，即“价值观对话”。价值观对话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指不同的价值观的对话，因为某种具有物性对象的价值观，他们之间是可以彼此进行对话的。所谓物性的对象，是指我们用“价值观”这个词指的那个物是一个不变的对象。这样的话价值观的概念就被对象化了。不过在他看来，这样的理解充满歧义。他强调：第一，价值观的表达本身表明价值观事实上一种观念之物，而一种观念之物能够具有物性的前提是这个观念的内涵清晰，并且它与其他观念具有稳定的关系结构，但是价值观这个概念显然并不满足这样的条件。第二，能够对话的价值观的载体不明，就是价值观它只是观念，它不是康德所讲的有理性者，因而无法对话，能够对话的载体只能是个体或者集体。但是价值观对话这样一个概念，它的载体显然应当是集体。第三、价值观对话的意志不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再谈论价值观对话。如果把价值观对话看作一个总体性的能指结构，价值观对话就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就应当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一些借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当中，固然有几套话语系统，但其基本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他的主要的意图就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进入现实运动的分析。而像价值观对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作为现实的意识形态一部分，它只能够在现实运动当中得到理解，而我们只有通过对我们直接能把握到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分析，进入到现实运动分析，才能够真正找到我们价值观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做了题为《中国梦的“情理共同体”转向》的发言。林博士提出 “情理共同体”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说明从我们中国古典传统中，有可能找到一些具有现代意味的元素帮助我们来构建对于现代性而言更加丰满的图景。他从关于情理的研究中，归纳出了一个正义理论的范式，他称之为“变通型的正义观”。他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战、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费希特的相关论说等入手，对“情理共同体”进行了论证。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陈媛博士做了题为《人权的发生学的思考》的发言。陈博士指出，西方国家人权的观念对它进行关注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但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关注其实是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就已经发生。因此，她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人权的发生学要素。从古希腊的诗学、神话、哲学中，可以发现人权的基因。首先是人文精神，《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所塑造出的众多的英雄形象，体现出了古希腊的人文精神。第二个基因是理性或者称之为理智。第三个要素是自然法思想，比起神话和诗学来说，自然法实际上是人权观念发生更直接的一个影响因素。她强调：我们只有回到人权概念化之前的历史，也就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讨论人权观念，才可能找到它作为一种价值对人类来说所具有的意义。
本次论坛的第五场专题“中国梦的制度维度” 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燕继荣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梦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建设》的发言。燕教授认为，中国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背景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面临国内外的挑战。对国内来说，国内的人民能否认同，也就是所谓的凝聚力。对国际社会来说，他们能否理解，特别是我们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他把中国梦分解为三个要素，第一中国的强大、富强，第二是建设现代国家，第三是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构想。因此，除了国家富强之外，还应该加上现代国家和新的世界主义。这可以进一步说明国家富强的途径和依托。对内，我们是通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外；我们还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新的世界主义的国际秩序。习总书记总提出了“三个自信”，这赋予了中国梦以政治内涵。但不管怎么表述，政治梦的实现关键在于政治的改革；而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说到底其实就是能不能实现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问题。如果把中国梦定义为国家富强，再加上现代国家和新世界主义两个要素的话，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思考需要怎样的条件、路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去实现上述目标。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古老话题，即怎么解决中国的长治久安的问题。从中国梦来说，要实现它必须要克服分裂和革命这两种风险，而要克服这两种风险，而这首先要构建一种普遍的价值。其次就是在制度和政策上面提供一种保障，以便彻底地避免分裂，彻底的终结革命。其实我们做中国梦真正的本意是要终结革命，再也不会陷入分裂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梦的治道维度》的发言。毛教授认为，中国梦一般来讲可以有国家梦，也可以有某些个人的梦，但是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梦。他认为，国家层面的梦想一直主导着当代中国，从钢产量赶英超美到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从GDP到奥运金牌数量再到海洋强国等等。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个人的梦想，即希望有自己的空间，也就是他有个人的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学术探索权、教育权，也包括公民尚武的权利，有更多的法律救济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实际上构成了个人自由的范围，也构成了国家权力的笼子。个人权利更多的地方，国家权力就可以放到笼子里面去。他强调，中国的梦的核心还是个人权利的梦想，只有这样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才能和谐统一。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商红日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道路与治理的中国逻辑》的发言。商教授认为，讨论中国梦，核心的问题是中国道路，而讨论中国道路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的民主问题。当治理这个概念被移入中国以后，我们确确实实地赋予了这个概念以诸多的民主想像，似乎治理是导向民主的，因此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想像空间：我们可以通过治理的方式和治理方略的推进，最终实现中国民主制度的一种创新或者一种重塑。他认为，在民主这种权力配置的逻辑当中，它是归属于主权概念的，它有前置的主权概念在那里；而治理恰恰和主权具有一种相悖性。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话语中，强调的是人用理性对自身进行管理。到了中世纪，变成了人对自己的灵魂进行管理。我们今天用这个治理概念的时候，应该看到民主和治理是两套不同的逻辑。他认为，这是理解中国道路时应该做出的一种反思性的思考。中国的官方话语，强调的是执政党在治理。执政党怎么治理呢？对谁治理呢？是对国家进行治理，因此这个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那么治理的结构是中心性的结构，因此是单一主体、单一中心的一种治理。那么对国家进行治理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对关系进行治理，一是对制度之间的关系，那种结构化关系要进行治理。第二是对这样的一种关系所应该具有的功能进行治理。从而达成一种治理体系，形成执政党的这种治理能力。他认为，这是理解中国道路和治理的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要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公共事务学院的唐亚林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人的需求观与中国式民主的建构》的发言。他认为，要讲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叙事，首先要讲清楚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民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众，中国人的需求有些什么样独特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有五点概括：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他认为，要了解中国的人和中国人的需求观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出发。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宗法社会，三是专制权力，四是儒家学说。这四者通过儒家学说的粘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千年不变的封闭文化特质和生存土壤。关于中国古代个体、群体需求，他概括为三个方面：保证个体的存活，这是一切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保障家庭血脉的延续，它是个体物理生命和精神生命双重传承的因素；维护家族的命脉的繁荣，这是群体生活的价值所在，也是各个族群共同聚集于同一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动力源。这种需求是有相互连贯性的，最后拓展成对于中华民族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的追寻。他认为，我们应当从中国人的需求观出发，建构一种所谓中国梦的话语叙事。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任远教授做了题为《新型城镇化中的价值建构和制度建设》的发言。任教授认为，中国梦可能三种不同的维度：作为价值目标建构的中国梦，作为政治策略的中国梦，作为社会行动的中国梦。他强调，中国梦本身是一种行动的过程，对于这样一种行动的中国梦，实际上也只有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的行动中才能够建构和实现这样的中国梦。目前，人们在这个层面上的讨论相对不足，他所讲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这一层面的讨论。他认为，目前社会行动层面的中国梦，最为关键的背景就是城镇化，城镇化构成了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行动的主轴。他认为，目前在实施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行动过程中，我们其实在塑造新的价值，特别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诸如权利保障、社会参与、规则意识、法治等等这样的价值追求的过程，使得新型城镇化构成了现代国家成长的基础。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这样一个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我们也推动了制度的建设。他强调：在这样一个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价值的建构和制度建设，最终实现中国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公共事务学院敬乂嘉教授做了题为《跨部门的协调合作问题》发言。敬教授认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梦主要是一个善治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大量需要实现协调的事务，这为我们的协调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的研究主要考察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主要对当前中国党政混合的议事协调机制的形成背景、微观运作方式等进行了考察。他主要从三个视角（结构选择的政治学、网络治理、适应性）来分析议事协调机构在跨部门事务协调上的作用，主要考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议事协调机构能不能最大限度把需要的资源整合进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交换和共享；协调机构这样的网络性的组织能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集体行动，其权威结构是不是有效；长时段地看，议事协调机构能否有效地去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能否不断去对应外部环境所设立的优先次序。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政治学系教授任晓做了题为《复兴之后怎么样》的发言。任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相当程度上面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在于我们复兴以后怎么样。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复兴之后，周边国家都害怕我们，这是一种好的状态吗？这是一种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状态吗？他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并认为我们应该在共同安全上多花一些功夫。他最近有机会在纽约碰到美国的前驻华大使，他说中国现在是自我遏制，话虽逆耳，但很值得我们警醒。他认为，要把中国梦讲好，就要把它的对立面说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要追问中国梦要改变的是什么？如果这样来看阐述中国梦，我们也许能够更多的赢得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支持。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贺海波做了题为《底线互动：制度的分配正义之维》的发言。他从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和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的梳理过渡到底线互动，即制度分配正义的实践表达，希望从此得到启发，来指导中国具有分配正义的制度建设。通过对以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的梳理，他强调：当下中国分配正义研究就应以中国当前相关社会事实为立足点，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旨归，批判性和历史性地解读既有分配正义理论，抽象本土化的正义分配理论。通过对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梳理，他强调：在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要实现分配正义，既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又要特别注重增加普通群体的利益额度。关于制度分配正义的实践表达，他以自己调研的两个个案为基础，指出：以制度政策为媒介，国家与农村、普通群体的互动，应该遵循一种分配正义的底线互动的逻辑。这里的底线指的是在长时段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中普通群体的收入已经成为其生存的最低期望值。同时，建构合理的分配制度与实现分配正义应当是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就此而言在中国梦的制度实践中，国家与普通群体间和谐与守序的底线互动，应成为制度政策是否实现了分配正义的衡量标准之一。
大会尾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学者和朋友，相信大家度过了两天愉快的研讨时间，并希望再次邀请大家，就更多的学术问题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研讨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