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ntly Womack ”The future of China in a multi-node world“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Brantly Womack教授主讲“多结点世界下的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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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2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举行了第五十一场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外交事务教授Brantly Womack。Womack教授主要研究不对称国际关系、华盛顿-北京-台北三角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越政党政治演变等。主要著作有《不平等下的中国：亚洲不对称国际关系》、《中国和越南：不对称政治》等，编著有《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历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治》等。2011年，Womack获得中国国家友谊奖。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欢迎Brantly Womack的到来并对其进行简单介绍。接着，邓教授欢迎并介绍了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郑少东博士，以及校内外一些师生也参加了本次讲座。Womack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演讲题目是《多结点世界下的中国未来》（China\\\\\\\’s Future in a Multi-Nodal World）。他首先提出三个问题：2030至2050年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趋势如何？对中国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际关系结构将会怎样？接着，他分别对这三个问题进行简要回答，并由此进行延伸。全球化、受限主权、人口革命将成为2030至2050年世界政治经济三大基本趋势。由此中国受到影响，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将面临巨大挑战，但将与美国一同成为全球主要结点。在世界国际关系结构中，美中将进行对抗，但不会出现冷战阵营，世界将成为多结点世界而非多级世界。

所谓全球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自然界限或国家界限，这里所说界限是一种视觉局限，一种直接显示的局限；国家与个人仍然保有自我限制的身份、利益和视角；国家之间更加互相关联，由此带来更多机会，但也意味着更多风险；世界从双边关系到多边关系再到多结点关系的演变；国家关系模型稳定，但各自面临更多担忧。关于受限主权，Womack教授认为国家仍然是主要角色，并以欧盟作为反例进行说明，但是国家又受制于全球化，大国不能主宰，小国难以躲避；而且，国家夹在公众舆论解决方法与可行方案的局限性之间，在诸如解决钓鱼岛、南海争端问题上便是如此；虽然多边协议和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不断增加，但协议、制度仍然限制国家。关于人口革命，Womack教授指出，中高收入国家人们生活机会存在差异，技术会进行转移。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靠拢时缓慢下来。当今时代发生历史性变化：科技力量在下降，人口力量在上升；老龄化问题严重，年轻人越来越少；城市化在短期内提高生产率、降低生育率成为发展中国特有问题，使其直接从劳动力大国转为老龄化国家。

Womack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未来面临机遇与挑战，全球化促进中国发展，使中国与全球机构、区域机构紧密联系，朝贡体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也十分有效，但与此同时也在担心美国的牵制与能源安全问题。而中国“国内全球性”也存在许多问题，如2.25亿农民工问题、西藏和新疆等多民族文化融合问题，再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多体制融合问题。在约束主权方面，中国“和平式跨越”加深了邻国的担忧；在区域协议与全球协议方面取得进展；国内网络媒体对国家造成巨大压力，国家对信息交流失去管控，由此官方媒体报道与网络媒体信息、谣言之间的鸿沟渐成根本问题。在人口革命上，“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双刃剑效应。伴随着城市化，公民越来越富裕，随之也要求更多的法律规范、政治透明与政治参与，社会稳定面临挑战；另一方面，人口、能源等一系列问题使得经济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所以政治可持续性同经济可持续性一样面临巨大挑战。在美国科技力量与中国人口力量之间的对抗上，虽然国民生产总值非常重要，但是科技与人口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力量。长远而言，美国科技优势在不断弱化，而中国人口优势也在不断下降。两国都在老龄化，都要面临更多的社会福利问题。

Womack教授强调，多结点世界不像冷战时期的多极世界，具有不对称性，也有更多不同选择，国际关系更为复杂。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丧失相对权力，中美之间对抗不断表现在两种不同体制国家之间的谨慎竞争与合作。

评论嘉宾任晓教授在评论中提到，我们对两极世界、单极世界、多极世界的概念都很了解。从冷战时的两极世界，到苏联解体后的单极世界，再到现在的多级世界，Womack教授的“多结点世界”观点超越了这些概念。这对以后的研究会产生潜在影响，我也希望他的这一观点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Womack教授的“多结点世界”概念能否运用在东亚国际关系上？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东亚过去、现在的一些特征与欧洲秩序不同。几年前，我与Womack教授都在参与编著《中国和国际关系》，我们各自进行研究，但得却出类似观点。有人认为，在传统东亚秩序中存在朝贡体系，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容易误导大众，给人感觉是一方向另一方进行朝贡，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应该对传统的东亚秩序进行深入探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这种秩序维持几个世纪，是什么使得它与传统的欧洲秩序大不相同？所以Womack教授的这一新观点能否应用于当今的东亚，因为各个国家包括美国都相互关联。在演讲中，Womack教授对基于人口优势的中国和技术优势的美国进行比较，我想说的是不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依靠年轻人口和先进技术。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在评论中指出，关于世界理论，从以前的“三个世界”理论到“多极世界”理论，再到Womack教授今天所说的“多结点世界”。多极与多结点的差别在于，多级有个为首的阵营，内部有纪律，而多结点则没有一个为首的，也没有统一的纪律。Womack教授的“多结点世界”观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新尝试。但是，深究下去，现在所谓的“多结点世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背后仍然有两个主要阵营，而中国处在相当孤立的那一面。中国是人口大国，拥有人口和制造业相对落后的优势，或许几年以后在GDP上超过美国，但美国继续保持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到2050年，两者在技术、人口上的差距会缩小，但仍然存在差距，因为技术上更多的是改进和运用而非首创。多结点更多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贸易交流，而军事差距则非短期能解决的。另外一点，Womack教授关于中国到2050年的发展都是基于世界银行的预测，就是在中国现有的状况下进行预测，但是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中国国内一切条件是否会不变？比如老龄化问题、创新问题、民主转型等。任何关于政策的预测都是建立在若干因素基础之上的，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考虑。

现场听众也提出一些疑问，比如：您在演讲中预测的是2050年，那之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国家是否会存在下去，就变成了多结点个人主义？您提出多结点世界观点，但在阐释的时候提到公众想法、政府地位，您能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吗？是否应作多层面立体考量，您对此如何看待？近来，美国开始建立网络，通过在日本、韩国、菲律宾采取行动强化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您觉得此举会如何影响中国发展？有人认为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对中国采取淡化的政策，您认为奥巴马此举是否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等等
Womack教授对此进行回应。他指出，在预测中国未来发展时，不仅要看到中国，而且要注意到整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世界银行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而非中国模式，但这也确实是基于社会不出现变动的情况之上的，这一点从前苏联也能看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进行预测，而是分析一种未来趋势。虽然我之前谈到网络媒体民意，这不仅涉及政府作出应对措施的问题，更涉及民意成为一种动态力量，如民间组织等。在网络媒体中，个人和国家身份也变得复杂起来。对最新政治动态的预测要比未来几十年的预测更为困难，布什政府关注反恐，所以重点在战争和中东上，奥巴马政府则开始远离战争，重塑对外政策，这对中国并非威胁。

讲座尾声，邓正来教授进行简要点评和总结。他认为，Womack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多结点世界”观点是从政治维度走向日常生活维度，如经济、文化、交易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向，但多结点世界框架是否适用中国、美国？不论是单极、多级、多结点世界，对中国会有一定作用，但中国的未来，严格而言，是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本身。国际学者研究中国发展时，大多数只关注国际因素而忽略了国内因素，因此如何把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考量非常重要。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感谢Womack教授的精彩演讲，并欢迎到场听众继续参加高研院的其他讨论。